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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尽管随着清朝的结束，旧秩序崩溃了，但从整体上看，必须认识到，它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具有高度的成熟性，并且在经济与社会上，实现了高度的跨区域的整合。就政治制度而言，清代显然从宋明的失误中得益匪浅。比较唐以降不同朝代的行政法，我们大家可以知道，在很多方面，诸如不同官员之间的管辖权以及相互关系的处理，文件的分类与传递，决策的程序以及其后的执行过程，以及方方面面的官员任免、考绩等领域，清代的制度都显得更为审慎、有序及理性。
尽管实际上很少有——假如有的话——社会经济制度是清代原创的。众所周知，商人行会与手工业者行会，至少可以上溯到唐代。近代的父系宗族可以上溯到1050年，私人学术与针对科举考生的社区学校系统能上诉到宋代。同样，各种非政府慈善机构也早在宋代就已出现，如救济孤儿的机构以及提供给穷人的社区公墓，救生船等组织都出现在清代之前。不过，在清代之前的这些制度与机构可能是零星的，支持不足的，在地理分布上也是有限的，而在清代它们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越来越普及。
一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社会经济制度的成熟，并昭示着大规模的跨区域经济与社会整合，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协会，它们基于同乡而形成，一般称为“会馆”。从现存记录看，最早的会馆在1420年代前期出现在北京，是排他的安徽芜湖的同乡会馆，是中央政府的官方机构。从1560年开始，有些地区商人团体开始在国家的首都建立他们的会馆。到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在长江下游的主要城市和少数繁荣的乡镇，都建立起了各地商会与手工业行会的会馆。
在清代，在江苏南部城市苏州，共建立起了41个会馆，还有很多各种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乡团体建立的行会。在清代，北京共建了400余所会馆，代表着所有的省份，以及那些繁荣富庶的区县，其主要用途是作为本乡的考生进京赶考的旅社。
在我最近的著作《中国会馆史》中，显示出，到晚清时代，无论是向社会各阶层开放的会馆，还是只向同乡同业者开放的，已经遍布于各个省会，大小沿海与内陆港口，某些县城，甚至是一些既不以贸易也不以手工业闻名的内陆县城。会馆密度最高的地方出现于四川，几乎每个县都有最少一两个由远方来的移民建立的会馆，多地县竟至有四五十所。
在四川以及其他主要城市，根据详细的地方志以及新出的碑刻史料，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同的通向组织倾向于汇聚在一起，组成用现代术语描述近似于“商业公所”的机构，以参予整个地方社区中与福利等相关的事务。各种同乡会团体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其后果往往是土客之间的相互通婚与社会同化。
在某些西方及日本学者的印象中，他们往往认为会馆的流行体现了中国地方上存在的强烈的独善其身的取向，这迟滞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恰恰相反，实际上在中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会馆以及同时存在的同乡会组织在大小城市，不可能没有促进相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社会整合--甚至在晚清到民初政治失序的那些年代中，这一程依然迅速进行着。
第五，在物质文化与艺术方面，清代被视为一个悠闲与繁荣的时代。一个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于，物质文化的发展，刺激了更广泛的领域中的文化生长，这是一个罕见的繁荣世纪，且从1683年（译者按，平定三藩）后的中华太平盛世（Pax Sinica）之后，君主施行仁慈的专制。清代物质文化发展的领域实在是太广泛了，以至于咱们不可以试图去做出概述。从当时的原因看，我们只可以根据那些较完备的地方志总结，自从贸易与手工业中的劳动分离出来后，艺术业快速地发展，不同的绘画卷轴慢慢的变多的产生出来，以供大众与精英之消费。当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巨子制定出炫耀性消费的新标准后，从未有过的众多的人口迅速地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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